1975年，68岁的文强在秦城监狱获得特赦，走出监狱时，他已是满头白发，人生的艰辛在漫长的囚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。文强的私人生活也遇到不少波折。1940年，他的妻子周敦婉因手术去世，此后多年过着单身生活，直到他获释后，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张瑞馥。张瑞馥出身于军人家庭，工作在银行。两位老人都经历了时代变迁，因而对彼此的人生都有了更深的理解，最终在1978年成为夫妻。对文强来说，这段婚姻不仅是晚年的陪伴，更是他生活的一个安定处。
然而，文强并没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个人生活中。他深知自己曾身处特殊位置，并且认识许多海峡两岸的旧同事，这些联系在过去具有政治复杂性，而在他晚年则视为沟通的桥梁。最初，他通过书信和会谈的方式与故交保持联系，尽管没有正式职务，但他始终在努力尝试。1983年，文强成为政协委员，参与更多的政治活动。次年，他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，得以更公开地联系老校友。
文强曾表示，黄埔同学这一代人必须对留下的问题负责，不应该将责任推给下一代。对于曾经历过战争和分裂的人来说，沟通尤为重要。但他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仅仅是公开讨论，而是一笔可观的补偿金。1985年，文强在美国期间，有人提议他去台湾或留在美国，并表示按他1949年被俘时的身份，每月可以获得大约1400元的补偿。这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，是一笔可改变家庭生活的收入，足以让即将九旬的他无须再为日常开支烦恼。 龙8头号玩家国际
然而，文强拒绝了这笔补偿。对他而言，拒绝不仅仅是一个表态，而是关系到他身份的选择。接受补偿意味着失去独立性，这与他晚年一直想要探讨的统一问题相悖。他的友人曾询问此事，文强提到几层顾虑：首先，他认为推动统一必须基于实际情况，经济差距并非唯一因素。如果接受这笔钱，而他无法真正为统一目标贡献力量，反而会陷入尴尬境地。其次，他不希望因为金钱而改变原则，特赦本身就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，而接受补偿可能让外界对他的动机产生猜疑。最后，他担心金钱会引发家人之间的纷争，他在大陆有超过三十位亲属，钱财的分配可能会成为新的矛盾源。
文强明白，巨额财富可能在表面上带来解决问题的路径，实际上却可能产生新的牵绊。他拒绝这笔每月1400元的补偿，实际上是选择不让金钱决定他的晚年生活。这并非简单的“不爱钱”，而是对其来源和潜在代价的深思。他还曾对外表明，台湾的经济发展不应该让人自满，大陆需要时间，海峡两岸最终应共同致力于建设。对于文强这个曾被俘的老人而言，他选择不接受补偿，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陈年旧事，形成了他晚年生活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空白。
